公元161年，马可·奥勒留（MarcusAurelius）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。他是那个时代最开明人士之一。他不像尼禄和图密善那样迷恋权力与虚荣。相反，他是个儒雅的人，为后世留下一部《沉思录》（Meditations）。《沉思录》是奥勒留为自己而著，也是史上的文学名著之一。在《沉思录》中，他表达出自己统治庞大帝国的一些理想：每时每刻都要坚定地思考，既要像一个罗马人，也要像一个人，赋有完整而朴实的尊严，怀着友爱、自由和正义之情去做摆在你面前的事情。你要努力地忘记其他的一切。你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要像它是最后的行为，排除对理性命令的各种冷漠态度和强烈厌恶，排除所有虚伪、自爱和对命运的那一份不满之情。在这样一位开明皇帝的统治之下，基督徒似乎有望过上一段相对和平的生活。可是，就是这样一位表达出如此崇高治国理想的皇帝也下令逼迫基督徒。在自己的《沉思录》中，奥勒留只有一次提到基督徒，他赞扬了这些愿意弃绝自己肉体的灵魂：“在必须与自己肉体分离的时刻，他们随时准备这样去做，而不是苟且偷生。”但他接着又说，这种态度只有当它是出于理性——“而不是像基督徒那样，出于顽固不化”——时才值得赞扬。
此外，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，这位开明的皇帝也是个迷信的人。他总是征求预言家的建议，在每次重大行动之前总是向神祇献祭。在他统治的初期，战争、洪水、瘟疫和其他各样灾难似乎永无休止。很快就有人做出了解释：基督徒是罪魁祸首，因为他们惹怒了神祇，导致神祇降怒于帝国。我们难以确定，奥勒留是否真的相信这种解释；但是，不管怎样，他完全支持逼迫基督徒与复兴古代宗教。他也许同小普林尼一样，最讨厌基督徒的顽固不化。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次逼迫的文献，讲述的是寡妇菲里西塔斯（Felicitas）和她七个儿子的殉道。菲里西塔斯是个委身教会的寡妇——即将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服务教会，及由教会供养的妇女。她的侍奉令一些异教祭司决定将她告到政府，以结束她的工作。罗马长官试图通过威逼利诱劝说她放弃信仰，但她回答说，他是在浪费时间，因为“我活着，我将战胜你；如果你杀死我，我更会以我的死战胜你”。随后，罗马长官又试图说服她的七个儿子。但是，她鼓励他们要坚定，不要在最可怕的威胁面前退缩。最后，审讯记录被呈交给马可·奥勒留，而他下令在罗马的不同城区处死他们——也许是为了平息各位神祇的愤怒。
这次逼迫中的另一位殉道士是查士丁。他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基督教学者，在罗马创立了一个学院，教授他所说的“真哲学”——基督教。在殉道前不久的一次公开辩论中，他驳倒了一位著名的异教哲学家，有迹象表明，就是这位哲学家控告了他。不管怎样，查士丁在罗马殉道——但关于他殉道的记载在很久以后才出现，因此，其中的细节受到了质疑。高卢的里昂与维埃纳（Vienne）的教会写给弗里吉亚（Phrygia）和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次逼迫。在里昂和维埃纳，基督徒最初似乎只是被禁止去公共场所。但是后来某一天，群众开始在街上尾随基督徒，向他们喊叫，投掷杂物。最后，一些基督徒被捕，被带到总督面前受审。有个叫伊帕戈苏斯（Epagathus）的人从人群中走出，主动为基督徒辩护。当被问到他是否也是基督徒时，他承认了，随即他也成为了被告。
这封书信的作者解释到，逼迫“就像一道闪电”，突如其来，所以许多基督徒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一些基督徒软弱了，“就像早夭儿离开了教会的子宫”。然而，其他基督徒却坚定不移，这反而令总督和群众更加怒不可遏。总督下令严刑拷问他们。一个叫桑克图斯（Sanctus）的人在酷刑中只是回答说：“我是基督徒。”他越是被拷打，越是坚定地说：“我是基督徒。”许多这样的英勇之举感动了一些已经放弃信仰的基督徒，他们重新宣告信仰，为主殉道。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殉道，但这封书信告诉我们，关押基督徒的地方非常拥挤，以至于一些基督徒在刽子手带走他们之前就窒息而死。这些只是在开明的马可·奥勒留统治时期逼迫基督徒的几个例子。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基督徒殉道的文献被保存下来。我们可以确信，全罗马帝国实际上发生了许多逼迫，而现存的文献只是讲述了其中的一部分。
